黄冠睿
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教授，年近九旬，依然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地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。她办公室的一面墙上，挂着一幅画：雪地中，几枝红梅傲然开放，鲜艳的梅花与白雪相映成辉。这幅画是她的堂兄、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鹏专门为她创作的。闻玉梅说道：“那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，‘纯白如玉，火红如梅’。我一直坚信，自己肩负着国家的期待和责任，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，我都不会放弃科研和追求。只要我还在，心智尚清，我一定会继续自己的研究，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。”

1930年，闻玉梅的父母分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，携手回到祖国。她的父亲闻亦传是闻一多先生的堂兄，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医学。而母亲桂质良则投身儿童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研究，是中国首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。1934年1月，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，取名闻玉梅。当时，家里充满了温馨与幸福，然而不幸的是，因肺结核，闻亦传英年早逝，闻玉梅年仅五岁。两年后，她随母亲来到上海，桂质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，四处兼任工作，忙碌不已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依旧忧国忧民，曾以英文撰写了《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》一书。

在她的眼中，母亲是她崇拜的第一个人。九岁时，闻玉梅进入了一所教会中学，在那里，她常常觉得自己与同学们格格不入。她穿的是姐姐穿过的旧衣服，节假日时，其他同学都有专车接送，而她却只能挤上拥挤的电车。当时，她唯一的信念就是：“我一定要把功课做得比你们更好！”由于母亲的忙碌，家中陪伴她的只有书本，正是在这些书籍中，闻玉梅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在读到白求恩的事迹后，心中暗暗立下了决心：“医学是一项能直接解除他人痛苦的事业，我要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。”她的另一个偶像是居里夫人，居里夫人那种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她，点燃了她心中追求真理与科学的火焰。

1951年，闻玉梅顺利考入上海医学院，但一次实习经历却让她陷入深深的迷茫与困顿。那是一次令人心痛的经历，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孕妇因二胎怀孕而急需医疗救治，尽管医生们尽了全力，可母婴依然未能幸免。当她眼睁睁看着生命的陨落，心中充满了愧疚与无奈，连哭了好几天。母亲看到这一幕，深感担忧，她劝说道：“你这样太感情用事，缺乏冷静和理性，怎么能做个好医生呢？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，闻玉梅决定放弃临床工作，转向基础研究，她要从根本上寻找医学难题的答案。

正当她志向坚定，决心继续深造时，命运又一次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——母亲突然因病去世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，闻玉梅痛苦万分，一度打算放弃学业，转做助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姐姐的鼓励成了她的力量源泉：“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！”此时，恋人宁寿葆也给予她极大的支持。他们在大学校园相识，相互陪伴，宁寿葆常常从自己工作的儿科医院赶来看她，悄悄为她买饭票、菜票，生活虽简朴，但充满温情与关怀。

1956年，闻玉梅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攻读微生物学研究生。尽管她的导师林飞卿是一位著名的学者，然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她被推荐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授余?处学习。期间，宁寿葆始终在她身边默默支持，而她自己则如饥似渴地学习。尽管过程艰辛，闻玉梅在短短一年后便回到上海医学院，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，继续在林飞卿教授的指导下深入研究。林教授严格要求她，做实验时，即便一个小细节做错了也要重新来过，但这份严格的要求却使她日渐成熟，进步迅速。

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进修后，闻玉梅的科研能力逐渐崭露头角。无论在哪个实验室，她都被视为科研的佼佼者。尽管如此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却让她的研究工作遭遇了数年的停滞与困扰。然而，1974年，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，闻玉梅开始研究乙型肝炎病毒。此时，中国已成为乙肝的“重灾区”，许多人身患乙肝，闻玉梅决心要攻克这一难题。改革开放后，1980年，她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，选择了肝炎研究，而非长时间的留学项目。在伦敦，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，尽管面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，仍然不懈努力。

回国后，闻玉梅继续推动肝炎疫苗的研究，并多次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进修，拓展视野，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。她也在科研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在分子病毒学领域的潜力，凭借坚韧的毅力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。在一次次的试验中，闻玉梅通过不断的探索，成功地提出了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概念，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。

多年来，尽管面临种种困境与挑战，闻玉梅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在攻克乙肝的科研道路上。如今，尽管治疗性乙肝疫苗已经进入三期临床，全球范围内乙肝的治愈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，但她从未放弃。她常说：“只要目标明确，前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。”她与学生们一道，继续在这条艰辛的科研之路上，追求着最终的胜利。